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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温州制造业:尚未流尽“最后一滴血”

2015-11-26 15:12| 发布者: 青海网| 查看: 13| 评论: 0|来自: 刘素楠

摘要: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指出,“温州的银行存款余额去年有8600亿,长三角更有资金实力,这就是战胜危机的物质保障。温州(制造业)还没有流尽最后一滴血,只要有市场前景、有好的项目,这些钱照样会投出去,因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1月的第一场秋雨飘下,温州降温了。一些鞋厂在温州鹿城区双屿村的鞋都大道路边拉起了秋季订货会的广告。投资11亿元,定位为“世界化鞋贸综合体”的温州国际鞋城去年开业,而今门庭冷落,仅1-2层楼零零落落有些店铺在营业。

“生意不好呗。”一个店员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生意不好的最简单理解即销售不足,成本高涨。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资源成本的上涨,则是近年来观察制造业成本问题常见的切口。

巨一集团的总经理潘建中拿起笔,唰唰唰地在纸上写下三组数据:“原材料65-70%,工资10-15%,综合10-15%。”

随后他向界面新闻记者解释,在制鞋总成本中,原材料成本占65-70%,工资成本占10-15%,其他税收以及综合成本占10-15%。事实上,人力成本若上涨10%,对总成本影响只是1-1.5个百分点,税收等综合成本基本不变。但是,如果原材料成本每年上涨10%,那对总成本的影响将是6.5-7个百分点。

“原材料最重要。原材料和什么相关?产业链!在这个行业中,原材料取决于整个温州产业链的优势。外迁的话,人力成本可以降低,但是离开产业链就没有优势。人工成本可以通过技术改造、科技创新、机器换人降下来的,这个部分可以自己控制,但是原材料控制不了。”潘建中认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温州3000多家鞋企和2000多家配套企业形成了完整的制鞋产业链,各环节分工协作,从业人员近百万,有大量熟练技工,再加上政局稳定,这些都是东南亚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即使在国内的各大鞋类制造中心中,温州制鞋业也占据优势:以市为单位集聚的产业链,为企业生产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这是以省为单位集聚的珠三角所不具备的。

中国鞋都工业园就位于温州西边的鹿城区双屿村,鞋都大道横穿东西,将双屿村和市区联系起来。马路一边是十几层粉刷一新的住宅楼,每一层都有带着落地窗的大阳台,另一边却是颇有时代感的瓦房,人们用一根竹竿串起衣服晾晒在外面。在一些小路上,宝马、奥迪和小面包车一块儿冲上马路牙子停放。

成百上千的鞋材店、鞋楦店、鞋厂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主干道和不知名的小路上,甚至在一家猪排店和皮鞋店之间出现了“意大利手工定制皮鞋”的招牌。在中国鞋都工业园里,鞋厂的规模在几十人到五六千人之间,高峰时期,务工人数超过30万。

就如东莞以前有“世界工厂”之称一样,温州也曾有“制造业之都”的美誉,该地区以生产制造眼镜、鞋子、打火机等闻名世界。如“中国鞋都”这样,以某类产品为核心聚集区的产业园还有很多。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以传统轻工业起家的温州也最先受到冲击,温州制造业的危机由此埋下伏笔。

“2008年的特点是因为金融危机订单减少。”浙江东方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对界面新闻记者分析道,“2009年,因为订单减少,开始出现产能过剩。”2008年3月28日,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表示,根据他的调研,温州30多万中小企业中,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

2010-2011年,大量温州企业倒闭。根据温州统计局数据,仅此一年,温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便折损了一半,从8096家变成3998家——温州制造业元气大伤。企业破产,老板跑路甚至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

抽贷魔咒

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是温州最早“跑路”的知名企业家之一。作为胡福林的老师,周德文向界面新闻记者讲述了胡福林的遭遇。

1980年代,胡福林在父亲开办的眼镜作坊里从学徒做起,学习眼镜生意,1993年一手创办温州信泰光学有限公司,即信泰集团前身,主要为国外客户贴牌生产。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竞争中,信泰集团屹立不倒,成为温州眼镜行业的龙头企业,其自主品牌“海豚眼镜”畅销国内外,是温州首个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的眼镜品牌。

那时,称胡福林为“眼镜大王”一点儿也不为过。据报道,信泰集团拥有完整的眼镜生产链,从前期市场信息的收集与调研,到温州和深圳设计中心,100多人的专业设计团队进行产品研发,再经温州、深圳的生产基地生产、制造,最后销往世界各地,出口国际市场。

2008年,政府大力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却打乱了信泰集团的发展步伐。一剂强心针,反而成了最毒的药。银行需要将贷款放出去,放贷成了各级银行必须完成的任务。从2009年起,银行找上门要给企业贷款。

浙江特灵轻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江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曾透露:“那时候如果企业不贷款,银行取消该企业以后贷款的资格,并说这个企业不会发展,给它几千万元、几个亿,它不会用,逼着企业贷款。企业没有担保能力,银行会千方百计地给它撮合互保,甚至帮企业撮合借高利贷。”

期间,银企贷款出现了企业联保、互保的普遍现象。即使没有贷款资格或不需要贷款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贷款。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黄发静曾对媒体透露,银行为了扩大房贷规模,允许企业之间互相担保贷款。

胡福林也不例外。他曾向周德文透露,过年好多温州的银行行长给他拜年送礼物,三天两头请吃饭,求着他贷款。他承认,银行大量的贷款直接促成其大量扩张性投资和进军新能源的计划。

当时,转型也是胡福林考虑的重点。1995年-2005年曾是眼镜行业最好的时光。在他看来,眼镜行业最好的年代已经过去。他在媒体采访中也承认自己那时完全被贪欲、狂傲控制了:“别人的企业规模都上百亿,自己的眼镜5个多亿,整个眼镜产业链也就10个亿。”对于温州传统制造业,政府也在呼吁转型升级,并给高新企业以政策倾斜。此时不转型,更待何时?

2008年底,胡福林与中硅科技合作投资光伏太阳能。信泰集团官网显示,光伏产品“预计2011年达到600兆瓦,年产能70亿人民币”。这笔用于光伏产品的投资中,据周德文透露,胡福林自有资金仅1亿,剩余5亿均是银行贷款。

然而,光伏产品一旦被炒热,便吸引了众多盲目投资。欧债危机加剧之后,光伏产品价格更是一路暴跌。再加上光伏行业回报周期较长,在最初几年并未给信泰集团新增营收。

但是,信泰集团在眼镜领域却依然保持利润增长。2010年,信泰集团的产值达2.7亿元。

胡福林和许多精明的温州商人一样,也将部分资金投入了赚快钱的房地产行业。据周德文回忆,温州房价上涨巅峰时期,每平方米在1个月就上涨了2000元-5000元。但同时上涨的还有人工成本、用电成本、原材料价格,以及贷款利息。

2010年1月-7月,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银行开始实行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对企业进行压贷、抽贷。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便转向民间借贷,由此推高了民间借贷的利息。

2011年4月初,信泰集团出现财务紧张。胡福林四处筹钱,还向内部员工筹集了部分资金。此时,由于扩张速度太快,信泰集团负债15亿。在银行抽贷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每月光利息就达2500万元。

胡福林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判断银行收紧信贷只是暂时的,而新能源的投资不能停,就开始着了魔一样借更高利息的民间借贷投入周转,把短期融资全做了长期投资在设备、固定资产上,几乎没有考虑到现金流,负债率完全超出了百分之百。”

2011年4月之后,温州相继发生民企老板跑路事件。不仅银行,连民间资金也开始只抽不贷,民间借贷的利息更是水涨船高。当年9月20日,面对下一笔2500多万元的利息、银行的催款和债权人的上门讨债,胡福林感到身心俱疲、前途晦暗,选择了出走美国。

周德文指出,正是银行给了举步维艰的中小企业以致命一击。所谓抽贷,就是银行贷款给企业后,在没有到还款期限时,因为认为企业出现经营问题,要提前把贷款收回。“比如在温州,为得到银行贷款,很多企业相互担保,形成了一个以担保为纽带的资金链条。如果因为抽贷,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就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一大批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他撰文写道。

潘建中也告诉界面新闻,温州企业倒闭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没有将资金用在主业上,过度投资;二是在主业上盲目投资,过度扩张。巨一集团也曾向银行贷了上亿元资金,分别投在主业和相关行业上。但是,在当时企业互保、联保风行之时,巨一集团没有给任何企业担保。“这就是风险意识,可控。我们没办法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况,因此没办法给其他企业担保。”

中国式次贷危机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印证了周德文、潘建中等人的观点。

2011年,“中国鞋都”所在的鹿城区法院受理了金融类民商事案件2348件,涉案标的额为51.79亿元,呈急剧上涨态势。法官吴将斌、张伟撰文指出:“人民法院的涉金融类案件呈急剧上升趋势,其中尤以民间借贷纠纷与金融借款纠纷为甚,这不仅极大摧残了温州几十年所形成的民间融资信用体系,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温州地区金融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2011年12月,鹿城区法院民二庭民间借贷课题调研组发布了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调研报告称,很多当事人所借款项有一部分资金并没有进入生产投资领域,而是通过短期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谋取高额回报;另一部分借款则用以银行贷款到期还贷、公司验资等应急使用。

此外,报告还指出经营企业主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非常高,其中规模企业主亦占有一定比例,鹿城区有20多位企业主长期涉及诉讼,在多起纠纷中以原告身份出现。

鹿城区法院还发现,到法院提起诉讼的借贷纠纷中,借款书面约定利率一般在3分左右,但部分借款实际利率要高于3分,有的高达7、8分甚至10分,个别案件中借款人所付利息超过了本金。

借由这份报告,鹿城区法院发出了“中国式次贷危机”的警告:“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已非个别借贷,而是全民借贷,更是盈利借贷。部分银行也难以置身事外,很多银行资金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或明或暗地流入民间资本市场……民间借贷中出现的层层拆借、多次担保、重复抵押等情况,使得企业借贷犹如饮鸩止渴。另一方面,企业无法还债,最终会对银行产生冲击,从而可能发生‘中国式次贷危机’。”

为此,鹿城区法院率先于2012年组建了浙江省首家金融审判庭。2012年,该法庭共受理民间借贷和金融借款诉讼案件5413件,审结4997件,结案标的额124.6亿元,同比分别上升134.2%、221.4%和938.3%,共受理申请破产清算、申请公司清算案件4件;2013年,共审结金融借款案件2845件,结案标的额107.59亿元,共受理破产案件40件;2014年审结民间借贷案件2287件,结案标的总额46.88亿元。

2013年,民间借贷和金融借款纠纷案件有所下降,然而破产案件还在不断增加。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告诉界面新闻记者,2013年该院受理的破产案件从前一年的27件一下跃升为198件,其中以国企居多;2014年受理破产申请123件;2015年1月份到9月份就已受理了180件。温州中院透露,今年最大的一桩案件便是服装企业庄吉集团破产重组案。

庄吉集团的倒闭和眼镜龙头企业信泰集团的破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处于行业领先地位,2008年之后盲目投资,银根紧缩后转向民间借贷,最终资金链断裂,企业崩盘。

逆势增长

但是,温州制造业企业却也不尽如此。在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疲软之时,一些温州企业却呈现逆势增长的态势——巨一集团便是其中之一。

巨一集团位于温州市腾飞路的工厂里,在打标程序中,一名女工将一块已裁切好的皮革放在机器操作平台上,按下操作按钮,一阵火花四溅之后,细致的雕花便出现在皮革上,全程不过十几秒钟。

界面新闻了解到,一台激光打标机需投入20万元,巨一集团一共拥有50台,一年可为企业节约劳动力成本300万元,减少用工人数66人,节约空间80平方米。

令潘建中颇为骄傲的是,巨一集团目前的制鞋设备“代表整个行业较高水平”。约20年前,他在温州最早引入了全套机械化流水线。近三年,巨一集团投入3500多万元用于技术改造,引进电脑激光机、自动切割机、电脑全自动钉扣机、电脑车线机等设备,对制鞋设备进行整体换代升级。

在传统制鞋业中,制鞋有100多道工序,巨一集团如今已将其中的30%实现自动化生产。潘建中透露,再过一年,巨一集团整个制鞋系统的升级变化会更快。“我们现在把制造改为装配,这意味着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目前巨一集团拥有15条先进制鞋流水线,年生产能力达1500万双。

在2008年温州企业普遍订单减少的情况下,巨一集团的订单仍在增加。2010年-2011年,巨一集团鞋类出口连续两年突破1亿美元,2012年后有所回落。2015年1-9月份,该集团鞋类自营出口6471万美元,同比增幅10.9%。对比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早前发布的《2014年经济运行情况及2015年工作思路》中的数据:“据业内专家估计,目前全行业有盈利的企业大概只占20%,保本的企业大概占50%,而30%的企业则处于亏损状态。”

潘建中将该公司的逆势增长归因于多年沉淀,“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几个关键点掌握得非常好。”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生产要素不断丰富,消费市场逐渐繁荣,为温州制鞋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温州以农村地区家庭作坊为基础,制鞋业快速集聚。但由于企业规模小、生产设备落后、产品档次低,曾于1987年发生杭州武林广场火烧劣质温州鞋事件。随着行业协会设立,温州开始重视产业质量,巨一集团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立。1988年,李爱莲出资5000元接手巨一皮鞋厂,六、七年后,将其发展成为产值数百万的明星企业。

1990年代,温州鞋业产业链逐步形成,出现配套产业区,制鞋业开始获得国外订单,巨一集团是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当时温州的制鞋工艺并不发达,依靠丰富的资源与廉价劳动力优势,国内制鞋企业能够获得20%-30%的净利润。当时,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制造”如火如荼地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巨一集团鞋类产品以外销为主,从2000年开始到欧美各地参展。

参展的目的是为了打开国际市场。2004年,巨一集团通过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认证,并先后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和ISO14001国际环境体系认证。其中,SA8000国际社会责任协议尤为苛刻,此协议对企业的质量体系、生产能力、开发团队、成本核算以及工人待遇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每年都有人来到巨一工厂检查其执行情况。

以上国际认证也让巨一集团以国际标准要求自身,成功融入国际市场。“欧盟对环境要求很高,通过国际认证之后,我们的产品可以任意进入欧美的任意市场。”潘建中解释。

2000年左右,欧洲鞋业逐步衰落,很多欧洲设计师寻找与中国的合作。巨一集团抓住了机遇,与欧美设计师合作,在国外建立设计工作室,进行产品的同步研发。“我们卖往美国的产品,就请美国的设计师同步研发;卖往欧洲就请欧洲的设计师研发,由当地开发,发回中国制造,这样就实现了和当地的时尚同步。”

如今,巨一集团除了制鞋,还涉及房地产、对外贸易、酒店、娱乐、网络科技等领域。2008年该集团总销售收入23亿元,主营业务——鞋业公司的产值就突破了13亿元,年出口近6000万美元,同比增幅26.5%。

提升经营管理能力也是制造业企业势在必行的一环。1990年代,温州制造业产业集群吸引了不少台湾商人来开厂,同时带来的还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管理模式,对温州本土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此压力下,巨一集团并购了一家台资企业,以此引入先进的设备、管理理念和团队。直到今天,仍有台湾籍职业经理人在该公司担任高管。

“全球市场那么大,我们一年销1500多万双,对于这个市场来说所占份额还是很小的。”在潘建中看来,尽管市场萎缩,该公司还有发展空间,危机起到了净化市场的作用。

制造业重振

危机或许也是契机。

周德文已经放出“重振制造业”的呼声。在他看来,温州乃至长三角制造业虽然遇挫,但仍然有机会重新振作。“温州的银行存款余额去年有8600亿,长三角更有资金实力,这就是战胜危机的物质保障。温州(制造业)还没有流尽最后一滴血,只要有市场前景、有好的项目,这些钱照样会投出去,因为资本是逐利的。”

周德文还认为,长三角地区率先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市场经济体系比较健全。而温州本地以民营企业居多,其特点便是决策机制灵活,适应市场能力强。

此外,长三角地区在多年的大浪淘沙中,形成了一支能干、有市场眼光、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企业家。“这是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财富,同时新一代企业家也在崛起”。

2015年9月,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了多个产业提升规划,其中包括《温州市鞋业产业提升发展规划(2014-2020)》。该规划指出:“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推进鞋业产业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不仅是产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保障。”

该规划还指出,温州鞋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突破口主要在于提升研发设计和生产工艺能力;加强渠道管理,创新销售网络,注重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拓展内销市场,内外贸市场并举;持续实施品牌战略,提升品牌影响力;推广智能化制造。具体到“中国鞋都”所在的鹿城区,规划提到“到2020年,全力打造实现温州时尚智造产业区,在鹿城集中打造‘皮鞋高级定制’品牌汇聚区。”

周德文认为,提“整合”可能比“转型”更现实。在他看来,现在正是行业洗牌、整合的时机,真正的龙头企业可以以其品牌、资本、技术整合中小企业,在此基础上寻找提升。而少数具备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企业,则可适时转型升级。

历经危机之后,温州经济似乎有所好转。根据温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温州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首次突破8%。一些温州当地媒体欢呼“逆境重生”,称温州经济已走出困境。

不过,界面新闻发现,温州市统计局记载,2014年温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4266家,数量仍难以企及2010年的8096家。此外,温州中院今年受理的企业破产申请也比去年有所增加。

历经负增长、低增长到恢复性增长,温州恐怕尚未完全走出凛冬。根据温州市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温州市不良贷款率高达4.53%,升高趋势明显。全市34个行业大类中,仍有11个行业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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